孔子并不是如同某些论者所说，仅仅是一个现实政治的维护者。实际上，孔子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而他的政治批判精神的价值标准，与他的政治合作精神的价值标准一样，是“道”。在他看来，凡是违背“道”的政治，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应当批判的。他对于违背礼、仁的政治行为，不仅不予合作，而且一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八佾舞于庭”，这类违背礼的、政治上的僭越现象，孔子就曾痛心疾首，指斥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73]对于违背仁的现象和行为，孔子照样给予严厉批判：“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4]违背仁的准则，便是人心已亡，便是失掉天下之正理，即使有礼乐，也不能收到礼乐本身应有的效果，社会人生皆无序而不和。对于无道之君，悖道之政，孔子无情鞭笞，不惜隐遁。孔子这种政治批判精神，给予后来的思想家以积极的思想引导和激励，成为传统政治批判精神的直接源泉之一。孟子倡仁政批暴政、反对以力服人而主以德服人；荀子力主法后王而反对法先王的保守传统、明辨天人相分而批判天人合一、重视后天实践对人的能力的决定性作用而反对先天决定论；董仲舒以仁德匡正骄王，用王道政治理论劝导汉武帝实行阳德阴刑、德主刑辅的统治方略，看重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利益而反对与民争利、竭泽而渔；戴震直指宋明理学家“以理杀人”，黄宗羲揭露帝王是独夫民贼，龚自珍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现实政治导致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这些鞭辟入里的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批判，就其思想渊源而言，都与孔子的政治批判精神有关。换言之，这些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是对孔子政治批判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政治批判精神，与上述政治合作精神并行不悖，对于推动传统社会的进步来说，可谓一体两面。正是政治批判精神与政治合作精神之间的适度张力，形成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既适当合作又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特风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士大夫精神，从而也造就了与近代西方人文主义颇为不同的传统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