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雄心，又配上年轻人的那种幽默，使得斯蒂芬常常把他称作驯顺的白鹅，这个名字甚至还有一点特别令人厌烦的地方，就是它清楚地表明了他这位朋友既不爱讲话也不爱行动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似乎常在斯蒂芬的随时都急于进行思考的头脑，和那种爱尔兰的处处躲躲藏藏的生活方式之间形成了一种障碍。
斯蒂芬常常用一阵激烈的或者说过于丰富的语言来回避对方显示精神反抗的冷漠的沉默，而这位年轻农民有一天夜晚由于精神上不堪其扰，讲出一番话来却又在斯蒂芬的头脑里唤起了一种奇异的想象。他们两人那时正穿过贫苦犹太人的狭窄而黑暗的街道，慢慢散着步朝达文家走去。
——去年秋天快入冬的时候，斯蒂维，我自己曾遇到过一件事，这事我从没有对任何一个活人讲过，今天你是第一个听到我讲这件事。我记不清那是十月还是十一月。可能是十一月，因为那是在我到这儿来参加新生班学习之前。
斯蒂芬含着笑对他的朋友转过脸去，很高兴他能这样自信，而且他说话时那种淳朴的腔调也赢得了他的同情。
——那一天，我整天没有回家，一直待在巴特凡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克罗克健儿和瑟尔斯大无畏球队正在那里进行一场球赛，我的天哪，斯蒂维，那场球赛打得可真叫玩儿命。我一个表哥，方西·达文，由于大部分时间一直跟着前卫到处奔跑，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热得把衣服全都剥光了，可是你知道那一天对一般的利默里克人来说还是很凉爽的。那一天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有一次一个克罗克的小伙子狠狠朝他头上一棍打去，那一棍天知道只差一丁点儿就打在他的太阳穴上。啊，上帝可以作证，要是那一棍真打上了，他肯定就算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