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找了张椅子坐下。这段时间里，她和我一样心里没底，但她不说。我的一颗心咯噔落了地，跟着眼泪哗地就出来了。我内心充满了感激，我穿着旧T恤，身无长物，真想把手机和手表一起送给他们。好像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手术才没有出现异常一样。我到口袋里找烟，忘带了。老段说：“走，抽我的。”
连抽了三根烟。老段说：“昨晚回去老庞就说，一定要来。这人遭事了，都脆弱，身边就是有个哑巴，也能跟你说说话。”我直点头。我说手术结束了你们就回去吧，段总那里还等着呢，来之前也没打声招呼。
“没事，多陪一会儿，”老段说，“你和小米跟林子不一样，你们俩更不容易。”
在北京两年多，很多人对我说过“你们不容易”，我都一笑置之，没啥感觉。老段这句话让我有了感觉。我爸妈、小米的爸妈，他们不知道小米现在正在手术室里，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对两头父母，我们俩向来报喜不报忧，不想让他们担心，担心也使不上劲儿，反倒把他们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此外，也是虚荣吧，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也并没有觉得有多不容易，很多年轻人在北京都这么过，有的甚至还不如我们。我和小米一次次和父母说：“不错，挺好，一切都好，很好，相当好，你们就别操心了。”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有能力过上一种不需要父母操心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