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巴日东太太
安古兰末是个古城，建立在一座圆锥形的岩崖顶上，夏朗德河在底下的草原中蜿蜒而过。岩崖靠贝利谷方面连着一带小山，在巴黎到波尔多的大路经过的地方，山脉突然中断；岩崖便是山脉的尽头，地形像个海角，面临三个风景秀丽的盆地。城墙，城门，以及矗立在岩崖高处的残余的堡垒，证明安古兰末在宗教战争时代形势重要。城市位居要冲，从前是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必争之地。不幸当年的优势正是今日的弱点：城墙和陡峭的山崖使安古兰末没法向夏朗德河边伸展，变得死气沉沉。我们这故事发生的时期，政府正往贝利谷方面扩建城市，沿着丘陵筑起路来，盖了一所州长公署、一所海军学校和几处军事机关的房舍。可是商业在另一地区发展。附郭的乌莫镇早在山岩下面和夏朗德河边像一片野菌似的扩张，巴黎到波尔多的大路就在河边经过。人人知道安古兰末的纸厂名气很大，纸厂三百年来不能不设在夏朗德河同几条支流上有瀑布的地方。政府在吕埃镇上为海军办着国内规模最大的铸炮厂。运输，驿站，旅馆，制车，交通各业，所有依靠水陆要道的企业都麇集在安古兰末的山脚底下，避免进城的麻烦。皮革业，洗衣作坊，一切与水源有关的商业，当然跟夏朗德河相去不远；河边还有酒栈，从水路来的各种原料的仓库，有货物过境的商号。乌莫因之成为一个兴旺富庶的市镇，可以说是第二个安古兰末，受到上城嫉妒。政府机关，主教公署，法院，贵族，集中在上城。所以乌莫镇尽管活跃，势力一天天的增长，终究是安古兰末的附庸。上面是贵族和政权，底下是商业和财富；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阵营总是经常对立的；我们很难说上城和下城哪一个恨对方恨得更厉害。这局面在帝政时代还算缓和，自从王政复辟以后，九年之间变得严重了。住在安古兰末上城的多半是贵族或是年代悠久，靠产业过活的布尔乔亚，形成一个土生土长，从来不容外乡人插足的帮口。难得有一户从邻省搬来的人家，在当地住到两百年，和某一旧家结了亲，勉强挨进去，而在本地人眼中还像是昨天新来的。那些古老的家庭蹲在岩石顶上，好比多疑的乌鸦；历届的州长，税局局长和行政机关，四十年来一再尝试，想叫他们归化；他们出席官方的舞会宴会，却始终不让官方人士到他们家里去。他们嘴皮刻薄，专爱挑剔，又嫉妒，又啬刻，只跟自己人通婚，结成一个紧密的队伍，不许一个人进去，也不许一个人出来；不知道近代的享受；认为送子弟上巴黎是断送青年。这种谨慎反映出那些家庭的落后的风俗习惯。他们抱着蔽塞的保王思想，没有真正的宗教情绪，只晓得守斋念经，像他们住的城市和山岩一样毫无生气。可是在邻近几州之内，安古兰末的教育颇有名气；四周的城镇把女孩子送来进私塾，进修道院。不难想象，等级观念对于安古兰末和乌莫之间的对立情绪影响极大。工商界有钱，贵族穷的居多。彼此都用轻视的态度出气，轻视的程度也不相上下。安古兰末的布尔乔亚也卷入漩涡。上城的商人提到城关的商人，老是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口吻说：“他是乌莫镇上的！”王政复辟以后，政府把贵族放在突出的地位，让他们存着一些只有社会大变革才能实现的希望，因而扩大了安古兰末和乌莫的精神距离，比地理的距离分隔得更清楚。当时拥护政府的贵族社会，在安古兰末比法国别的地方更褊狭。乌莫人的地位竟像印度的贱民。由此产生一股潜在而深刻的仇恨，不仅使一八三〇年的革命那么令人吃惊，一致，并且把长期维持法国社会秩序的各种因素摧毁了。宫廷贵族的傲慢使王上失去内地贵族的人心，内地贵族也伤害布尔乔亚的面子，促成他们叛离。因此，一个乌莫出身的人，药房老板的儿子，能踏进特·巴日东太太府上，确是一次小小的革命。这革命是谁促成的呢？是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卡西米·特拉维涅和卡那利斯，贝朗瑞和夏多布里昂，维勒门和埃宁，苏梅和蒂索，埃蒂安纳和达佛里尼，朋雅明·公斯当和拉美内，古尚和米旭，总之是老一辈的和小一辈的出名的文人，不分保王党进步党。特·巴日东太太喜爱文学艺术，那在安古兰末是荒唐的嗜好，大家公开惋惜的怪癖；可是我们描写那女子的身世的时候不能不为她的嗜好辩解。她是生来可以出名的，因为处境不利而埋没了，她的影响决定了吕西安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