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这一观点与斯大林这时的看法相去甚远。还在1930年5月间，斯大林就与周恩来等人在莫斯科谈到过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意义问题。他在突出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同时，明确认为，中国是一落后国家，它与西欧不同，德国工人在柏林暴动即可夺取全国，在中国却只能一省一省地取得胜利。这就要求中共必须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发动广泛的群众斗争，创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党的领导，逐渐开辟和扩张革命根据地，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直至夺取中心城市。因此，他相信，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应视为中心问题。他举吴佩孚为例，称吴当年还能在四川存在，中国（共产）党总不会不如吴佩孚，只要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对斯大林的这种设想，联共（布）领导人最初也还不能完全理解。当中共中央来电询问可否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联共（布）多数领导人仍然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苏维埃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时过早，因为苏维埃政权尚未扩展到任何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经过斯大林修改之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发出的回电才改变了这一说法，强调了在农村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它指出：“我们认为，只要保证我们在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内的影响，就可以成立这样的政府。”当然，“苏维埃政权要扩展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但目前应当首先在苏维埃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现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进而根据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将注意力和力量集中在夺取一个中心城市上来。